祝之明代谢性高血压的概念提出与临床实践

前辈引路，步入高血压研究

年7月在湖北恩施全军内分泌会议上，翁建平总编建议我写一些如何做科学研究的心得体会，这让我很纠结应如何完稿。年9月在成都西部糖尿病论坛上我报告了《代谢性高血压的概念提出与临床实践》,中华糖尿病杂志编辑部杨颖主任建议我围绕这一主题写点体会。

我年毕业于第三军医大学，师从李言让教授和刘光耀教授从事高血压研究。重庆地处西南，较为闭塞，当时的实验条件十分简陋，学习交流的机会又非常匮乏,主要信息来源于阅读中华系列杂志和国外期刊的影印件,实验方法也主要依据文献自己摸索建立。我的硕士工作主要研究高血压病的膜离子转运，经过不懈努力，论文发表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与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并被年第三届全国心血管病大会录用为会议发言。当时全国正式参会代表仅人，我作为年轻人参会十分不易。在这次会议上我见到了许多全国知名的心血管病权威专家，如黄宛、陶寿琪、方圻、陈灏珠、龚兰生、刘力生和赵光胜教授等，并有幸与陶寿琪和刘力生教授等老前辈合影留念，聆听他们的报告，这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而言受益匪浅。老前辈在学术上给予我许多无私的帮助，如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赵光胜教授对我的讨教多次亲笔回复、悉心指导，刘力生教授也将她的高血压治疗新进展手稿复印件寄我学习，前辈们的关怀坚定了我从事高血压研究的决心和信心。当时学术界对高血压的认识主要局限于心血管系统本身，绝大多数高血压患者极少合并肥胖及糖脂代谢紊乱，处理也较单纯。年德国明斯特大学医学院的Zidek教授(曾任德国高血压学会主席)邀请我到他实验室研究高血压血管钙信号转导及降压药对其调控的机制。在德国三年半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发表了7篇"SCI"论著。年我受邀前往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生理系,师从Arendshorst教授做博士后，后任ResearchAssociate，侧重研究血管紧张素Ⅱ受体介导的钙信号机制[6,7]。在欧美留学期间，我发现国外高血压研究涉及的学科较广泛，往往与肥胖、糖尿病和肾脏疾病等内分泌代谢病联系起来，在临床学科的组建上高血压也多与内分泌代谢、肾脏或血管科整合在一起，并不局限于心血管系统。如哈佛医学院Brigham医院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内分泌、糖尿病和高血压科，当时我对这种学科组合的模式颇感新奇，也不太理解。

我作为心血管临床医师，纯基础医学研究非我所长，数年在外留学做研究的经历促使我考虑走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发展之路，回国发展成了我必然的选择。年国家设立了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这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至年我两次申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杰青），并入围答辩。当时主持答辩的是我国著名科学家朱光亚院士，评委有陈竺和樊代明教授等，一同参加答辩的不少青年俊杰如今已成为我国科技界的翘楚，如裴钢院士、张运院士和沈岩院士等。我成为首位心血管病领域的国家杰青获得者，这对我回国继续从事高血压研究及此后人生的发展与成长起了关键作用。

顺应大势，走出特色之路

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活方式的变化，西方国家流行的代谢病在我国逐渐增多，高血压合并肥胖及糖脂代谢异常的患者急剧增加，特别是以多重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聚集为特征的代谢综合征出现，这对临床诊治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代谢综合征的诊断标准，这使我意识到欧美国家成立高血压、糖尿病和内分泌科的合理性，随着国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些代谢病迟早会成为我国的重大慢性病。我感到高血压的诊治与研究已不能局限于心血管领域，既要控制好高血压，又要体现自己的特色优势，必须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打破传统的学科模式。为此，年我向单位提出成立高血压内分泌科这一新的交叉学科,经过两年的艰苦争取，我牵头整合了本单位从事心血管、代谢内分泌、肾脏和心血管病理生理的部分学术骨干，于年3月成立了高血压内分泌科，同时建立了专科实验室。以新的学科平台为基础，我们将主攻方向聚焦在三个方面：（1）高血压发病机制及其治疗;（2）代谢综合征发病机制及综合干预;（3）外周血管病的介入诊治。新的学科模式很快发挥出其特色优势，如将原发性高血压的诊治，拓展到内分泌、肾病、外周血管病及代谢异常导致的高血压。科室医护人员不仅要熟悉心血管疾病的处理，也必须掌握常见内分泌代谢病的诊治，将降压、调脂、降糖、减重整合起来，真正做到心血管与内分泌代谢交叉融合，一体化诊治，满足了患者在一个专科全面控制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的需求，学科的发展逐步走上了特色之路。

回顾往昔，要实施心血管与代谢的学科交叉融合十分困难，因涉及相关科室的利益，阻力很大，新的交叉学科也遭到颇多非议，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种学科模式也逐渐获得同行的认可。目前，越来越多的心血管科和内分泌代谢病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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