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

我的少年

作者杨生龙

一九五三年初，我就上学了。因为我身体不太好，父亲给我起的学名叫“杨生龙”，寄以“生龙活虎”的期望。连姓在一起变成杨（羊）生龙。后来我几个小孩学有所成，大家都说是因为我的名字起得好。在未入学之前，父亲就教我读“农民扫盲课本”。那时抓扫盲比较紧，免费发下课本，办夜校。我姐姐结了婚也上夜校，不少有了小孩的妇女也上夜校。扫盲课本，是一些常用常见的东西的名字，编成顺口溜，易读易记。在父亲的指点下，整本扫盲课本上的字我都能认下来，姐姐还得请教我。

父亲读书不多，据他说，民国后村里在曾家祠堂（就在我家前面）办了个私塾，他十五、六岁了，才在那里读两年多书，而且不是正规的。那时的学生经常回家偷米会餐，农村叫“做公道”。当学生，不穿唐装裤，改穿西裤，两个裤袋比较大，一个可以装一斤米，回家偷米，就装在裤袋里，故我们那一带有：“学生、学生，偷米装裤袋”的顺口溜。父亲识字比较多，毛笔字也写得漂亮，他活着时，春节的对联是他写的，邻居也有不少人请他写对联。

我是从小学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始上学的。学校就设在我家东边不远的“黄家祠堂”，因此我上学比较近。原来农村的小孩，七、八岁都不穿裤子，光屁股惯了。我平时是不穿裤子，上学后，当然不能不穿裤子，放学后回到半路就把裤子脱下来拿在手里。穿裤子不习惯很难受，加上那时的裤子，不是用松紧带，而是用一条细带子扎的，容易把活扣变成死扣。低我一年级的有一位女同学，一天早上排队做操，这位女同学要小便，由于裤子带打了死结，解不开，结果把小便拉在裤里，哭着回家，以后也不敢上学了。

从上学的第一天起，我从不迟到早退，感冒发热也不旷课。班里每天都是我第一个到教室，一个人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那时，由于生活不富裕，一般都是一日两餐稀饭，小孩子可以另有优待，早上准备午饭时，煮好后用饭盆打出一点来，放点精盐，搅拌凉了吃，也不能吃饱，只能吃一碗。

吃午饭后，剩在盆里的稀饭，留在晌午给小孩吃，叫做“吃晌午”。大人不能有这个享受，如果实在饿了，收番薯的季节，煮番薯吃，否则，就是煮番薯干汤喝。在我的记忆中，在我上大学前（一九六五年）家里的午餐和晚餐，吃的都是一半番薯汤，一半稀饭，光吃饭没有那么多大米，这样吃法不容易饿，番薯汤有点甜，容易吃下去，可以节省菜。

由于我上学时间比较早，母亲还来不及煮好饭。煮好后，母亲才从家端着一碗盐稀饭到教室里让我吃。如果其他同学没有来，我还勉强吃，同学们来了，在教室里喝稀饭是相当难堪的事情。因此我宁愿饿，也不要她端来，但她总是每天如此。有时我发火骂她，她总是说：“阿哥，吃吧，吃吧，不吃难熬到放学。”

村小学的学生中，比我大班的，个子都比较大，和老师一样高，经常和老师开玩笑。学校里有几株海棠树和苦楝树，有一次几位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开玩笑，大家捡掉在地上的海棠树果和苦楝树果互打，师生关系融洽。那时三、四年级的学生，虽然家在村子里，他们也住在学校里。他们还是和旧学校的学生一样，很少洗澡，也不参加劳动，生了满身的癞疮，很痒，用手指可以挤出一些黄水，很容易传染别人。有空下来，个个都抓痒，有时还叫我们这些“一年级公”为他们效劳，帮他们挤癞疮，否则就要敲脑袋。

我的小学校长是黄流人，名叫孙鸾章，上什么课，不记得了。那时老师备课、改作业用的是大煤油灯，我们用的是小煤油灯，从二年级起就要到学校晚自修，每人准备一个小煤油灯，带到学校才点起来，父母不让从家里点灯带到学校，说是“丁不能出家门”。但是可以从学校点着带回来。一到放学，大家都拿着小煤油灯一路说笑着回家。右图是新坡小学旧教室。

一年级时我们班的算术老师陈人骥，是本村人，后来转行当干部，一九六五年当佛罗公社社长。他们老一辈因为不学过数学，因此水平比较低，我小时比较聪明，对算术课本上的题目一目了然。有一次，陈老师讲错了，我提醒他一下，他以为我骄傲自满。一次算术测验我不及格，被他用棍子赶着打，说：“连测验也不及格，看你还怎么骄傲自满！”

在老师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黄宗霖老师。他是本村人，一九四九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解放后，从部队到海南行政公署公安干部学校学习，并留下当过一期教员。对这段经历，他感到很荣耀，常常跟我们和旁人说起，弄得大家有时也以此跟他开玩笑。土改时他家庭成分被评为富农，后来转业到我们小学当音乐教师。他教唱歌时，总要先咳嗽一下，来一趟i，i，然后才开始教唱歌。

他指挥唱歌的姿势，是用两只手往下斜拉，我们的同学都觉得他教歌怪，打拍子也怪，平时都学他的样子和动作。有一次，我们一帮半大的小孩晚上在村道上玩，我让他们排成一队，由我教他们唱歌，我当指挥，动作是按黄老师的，先咳嗽一下，来一次i，然后领唱。刚好这时他来了，被他重重地敲了一下脑袋，并说：“你敢学老师样子！”

那时候，小学里每天早上都举行升国旗仪式，下午降下国旗。升降国旗是很严肃的事情，大家要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有一次，一位姓黄的同学在降国旗时走动，被他发现了，降下国旗后，他马上走上去，从头发抓这位同学，并打了几巴掌，头发掉了不少。这位同学哭着回去告诉母亲，母亲带着他来找黄老师，说；“宗霖啊，你为什么打他，他还是个小孩子。”黄老师气势汹汹地说：“妇道人家不懂事，我打他是爱他，他是姓黄的兄弟，我才教他，否则他要犯法的！”

有一次，村里有人杀牛，那时牛肉很便宜，十多二十元就可以买到一头牛。他买了很多牛肉，在学校煮来吃，不知道是吃得太多还是什么，肚子痛了，他就叫我给他揉肚子。因为我家靠近学校，经常到学校玩，这样的效劳是不能少的。当时，全村人，包括其他教师，只有他一个人带手表，再就是学校有一个大时钟，也走得不那么准。有一次他洗澡，把手表脱下放在桌子上，邢孔虎觉得好奇，站在那里看，并用手指指着正在走动的秒针说：“看，看，这支针会动。”他出来看到了，被他用手指敲脑袋，可能敲得太重，这位同学哭着回家告诉母亲。他母亲带着他来学校找黄老师，黄老师不但不赔礼，反而骂这位同学和他的母亲，说：“你儿子把我的手表拿起来，扭来扭去，你不说他还要护着他。把手表扭坏了，你家的牛也赔不起。”当时一只上海手表要60元，而一头牛只值20多元，一头牛确实赔不起一只手表。母亲听说，反而把孔虎骂了一顿。

一九五三年那阵子，虽说是解放后，学校还是挂孙中山先生的相。星期一开周会，要念国父的遗嘱：“余从事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据说，比我们高两届的学生，入学时还得拜孔子位，我们这一届就没有了。校内也贴有毛主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语录。

我们村小学当时只是初级小学，读完四年级以后，比我高几届的同学一部分人去佛罗村小学读，大部分人到佛老村小学读五年级。当时佛老村小学是这附近办得较好的小学之一，我们村老一辈人，很多都是这间小学的学生，从我这一届起，就到赖元村小学读五年级，一九五八年起，我们村小学才有五年级。

一九五三年，尚未成立农业社，还是单干，像我一样大的小孩，放学后要去牧牛。我们家有一头黄牛，额上有一块白毛，大家都称它为“花公”。我姑姑家有一头牛，长得比较高，小便的地方比较突出，大家称他为“五足”。平时，我是不牧牛的。我是家中的独男孩，父母不让放牛。我家也有人放牛，就是我两个舅舅，盛元川和盛元福，他们不上学。这两个舅舅也不是母亲的亲娘舅，而是母亲的后父的养儿，原籍在尖峰镇的岭头村，母亲的后父逝世后，母亲就带他们过来扶养。

元福年纪大，帮助我父亲犁田，元川负责管牧牛。他比我长两岁，不大懂事，对我不养牛觉得不公平。有一次，他对我姑姑的小孩黄宗亮说，我准备不养牛了，你也不要替他养，让“大头魁”（我的外号）去养。养牛并不是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想去养牛，不过父母不让罢了。一九五六年，元福、元川他们回原籍岭头村去了，没有人养牛，父亲就用钱雇一位邻居养。在我的要求下，寒暑假还是让我去养牛，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妙的回忆。

那时养牛，就是将牛赶到卧龙岭下，让牛自由自在地吃草，我们这些牧童则在一起玩耍或采野果。那时卧龙岭下还是荒坡，偶尔有一块番薯地，一年才种一次，满山遍野都是野果树，如芒果、番石榴、酸梅以及许多叫不出名的野果。暑假正是芒果结果的季节，我们可以随意摘来吃。有时要吃点异味的，就带了小刀和盐粒去，把挂在树上的芒果割出一条一条痕，放进一点盐，用树叶伪装好，过两天才去摘来吃，有一种不同的味道。

我们有时去偷番薯花生烧来吃。我们烧番薯的方法是，先将番薯埋在沙土里，捡树枝在上面烧，闻到香味，才把番薯扒出来吃，皮不焦，带着一股诱人的香甜味。这样烧的番薯和家里煮的，味道确有不同，有如鲁迅先生在《社剧》里描述偷豆角的情景。我们一帮牧童自己演话剧，打仗，或找邻村的放牛娃比赛认字。

有一次，我们到永德村附近放牛，碰到佛罗村的牧牛小孩。佛罗村是个大村，我们是小村，他们想欺负我们，双方就吵起来。我仗着自己懂的字比较多，大骂他们：“盲公”，他们也不甘示弱，双方提出要比识字，双方各推出一个代表来比赛识字。比的办法是：你写一个，我读；我写一个，你读。我们村的代表是我。他们的代表先在沙地上写一个字，什么字我不记得了，我认出来了。我写了一个‘孓’字，他们的代表说是“子”字，错了，我们胜利了，在同伴的欢呼声中，他们灰溜溜地赶牛跑了。

我开始不敢骑牛，同伴说：不骑牛不像牧牛人。我家的那只“花公”比较老实，我就学骑牛。骑牛上了瘾，有一次我冒险骑一头没有绳子牵住的母牛，我刚骑上牛背，它拼命地跑，把我颠得掉了下来了，刚好摔在一丛刺上，胸上和腿上扎了几支刺，拔出来后伤口直冒血。我不敢告诉父母，如果他们知道了，挨骂是小事，一定不让我再去养牛。

一九五五年暑假，我和同伴黄宗亮、黄宗亮的弟弟全波以及李金、李顺两兄弟，经常在一起放牛。有一次，我们将牛赶到铁路上面一个叫“扫手坡”的地方去放牛，那里长着一大片扫把草。我们砍下一些草，搭起一间草棚子，在里面乘凉。那时没有钟表，估计时间主要是看自己的影子，如果影子踏在脚底下，称为“晌午”，影子往东斜出两个脚印那么长，就该放牛回家了。因为下午家人还要用牛耕地。

当时，我别出心裁地提出，说要放火烧这个草棚，然后大家救火。因为我是他们的头头，他们没有不同意的。我带有火柴，就放起火来，不料因为风太大，火势很猛，很快就烧成一片火海。我们五个人，每人一支树枝，拼命扑打也扑不灭。这时我家的耕牛“花公”又找不到，我担心它躲在树丛里被烧死。牛是农家人的性命，堂哥张平家因牛瘟，死了一头耕牛，全家人围着死牛哭了一天。我从这个树丛跑到那一个树丛，终于在一个树丛里找到它。

把牛找齐后，我们赶起牛快跑。一路跑，李金、李顺两兄弟一路哭，而且哭得很伤心。他们说：“糟了，这一次要连累父母了”。因为他父亲，解放前当过一任国民党的保长，土改时，父亲的个人成份是历史反革命分子。那时严禁放火烧山，如果放火烧山，要判刑坐牢，说是阶级敌人破坏。他父亲成份不好，害怕人家说是他父亲指使放火烧山，当然很紧张。我也紧张，因为火是我放的。我赶紧把火柴扔了，并商定谁回去都不要说。我们赶牛到别的地方后，看到火势弱了，才跑回去把余火扑灭，没有漫延到山上，只是烧了一片扫把草。

一九五三年我们村开始组织互助组。我们村东几户人的互助组，是三堂叔杨茂清组织的。他是个退伍军人，党员，我父亲也参加了。互助组平时互相帮工，一起开荒地。他们在“黄土窑”开荒种番薯，番薯长得很大，最大的有二斤多，还准备拿去县上展览。互助组在单干户面前显示了人多力量大，确实有优越性。

一九五四年底，开始组织农业初级社，要土地、耕牛、农具入社，我父母不想参加。我家有耕牛“花公”，农具齐全，有十多亩坡地，就是喉旺园，喉旺园土质好，可种旱稻、番薯、豆角等，种番薯长得又多又大。收获季节，我也去摘番薯。不过我很讨厌摘番薯，番薯的胶汁把手沾了一层，又黑又难洗去。我家在老浮塘、东边田、苦楝村田等地还有七、八亩水田。

土改时，我父亲是乡人民代表，评家庭成份时，父亲带头自报了个中农。我家解放前没多少土地，只是承继了我叔祖父的财产和我母亲岳家的土地，才有了这么多地。毛主席在讲到合作化问题时，说农村中贫雇农是坚决走合作化的，中农是动摇的，富农地主是反对的，这话有些道理。父母认为“鸟儿结群也饿死”，不想入社。村里的团员骨干、办社积极分子，走门串户对不想入社的人进行动员教育。福引姐也是其中一个，后来她嫁给曾儒传校长。

记得一九五五年初的一天早上，我母亲正在屋前晒谷场上，用手扶着饭桌，用双脚踏稻草进行脱粒，我坐在饭桌上玩。福引姐来到我家，问我母亲对入社有什么想法。我母亲拍拍我的屁股说：“就怕这些光屁股挨饿。”她讲了一套入社的好处，其中有入社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要到共产主义，集体力量大，要和苏联老大哥一样，用拖拉机耕田。她还指着我说：“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就看不到牛耕田了。”福引姐七十岁了，我今年也已快六十岁了，现在耕田还得靠牛，可见当时的人们是多么狂热。

最后她还用强硬的口气说：“大家都入社，走社会主义，你家不入社，是想搬到台湾去吗？”我们不想搬到台湾去，只好入社了。后来因为和社干部闹意见，父亲还闹过一次退社，把入了社的“花公”拉回来。虽然说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社干部不让退社，只好还是在社里。

我家那头耕牛“花公”是父亲的命根子，他说：“我这辈子用过的牛就是这头中我的意，虽然力气不大，但用起来应手。”因为他多病，力气不大，上山砍柴火，他砍的只够这头牛拉，这头牛也只能拉回他砍下来的柴火。一九六七年他逝世后不久，这头牛也死了。我在农村长大，没有什么儿童乐园，当时也很少电影，更谈不上有电视机、录音机，最大的乐趣，是希望晚上有月亮，我们可以在村道上尽情地玩。平时玩的游戏有“打马仗”和“走输赢”。“打马仗”，就是单脚走路互推，倒地或双脚着地为败。“走输赢”就是分为两批人，各以一条木桩为大本营，一个追一个，被追上的判为“死”，不能再参与追，最后是全部死的败。

再就是玩“瞎子抓人”，抓到谁谁当瞎子，用毛巾或手帕、红领巾蒙住眼睛当瞎子，大家围成一圈，经常发声，让瞎子抓，有时还要打瞎子的屁股一下，不过动作要快，否则被抓到又得当瞎子。比较有意思的还有“躲寻”，就是躲起来让别人找的简称，城里的地方的小孩称为“藏猫猫”。有一晚，我们就玩这个游戏。轮到我们几个躲起来，另一批人找，那时比较晚了，我们几个商定回家睡觉，让他们找不到。结果他们全村各个角落找遍了，找不到认输，大声叫我们出来，谁知道我们已入了梦乡。第二天早上被他们骂了一顿。

还有更有意思的，就是“打风筝架”，这种玩法是从大人那里学来的。那时我们地方风俗，每年端午节的时候，村与村就互相挑衅，引起打“风筝架”。为什么叫“打风筝架”？据说是上辈人因抢风筝引起打架，这个名字沿用下来。我们村曾因打“风筝架”死过人。我们小孩子打“风筝架”，通常是村东和村西的小孩打，有时约定白天打，有时约定晚上打。还有双方下战书，派使者，搞得满隆重的。武器主要是两样：不太结实的土块和竹子制的枪，以打到也不伤人为度。竹子制的枪，是用一节小竹子，切去两头成为中空，当为枪膛；再用一节有头的竹子，装上用竹片削成的棍子，作为撞针；用纸浸湿后拧成一个个小纸团，作为子弹，或者到山上摘回一些小野果子当子弹，如果不打到眼睛，问题不大。双方开战的时候，有对阵打，也有冲锋，相接时也可以拳打脚踢。一仗打下来还总结经验，改变战略战术，真是有意思，不过有时也伤和气。

解放前，我们村这一带有“订童婚”的风俗，听母亲说，本来也准备给我订童婚，女方是一个姓黄的女儿，比我稍大一点。因为解放后政府反对“童婚”，才没有订成。不过，我们男孩子在一起玩，总要你给我配上一个女孩，我给你配上一个女孩，以此作为取笑。我就配上那个姓黄的女孩，黄宗亮就是配他家后面一个女孩。每当叫同伴的名字的时候，同时在后面加上这位女孩子的名字。这虽然是我们男孩子的一厢情愿，但在路上或学校里，碰上这个被配在名下的女孩，还真有那么一点不好意思呢！不过，我们东边村的十个八个男孩子，小时候自己配上的女孩子，后来都没有一对是成功的。

我们村前面有一口水塘，俗称“面前塘”，有二十多亩，那里可是我们小孩子们的游泳池。旱季水很少，雨季水就多了，记得是一九五四年的雨季，雨下了很久，“面前塘”一片水茫茫，后来水一直猛涨，我们家离“面前塘”最近，水都快涨到我家门口了。父亲赶快用砖头和土块堵在家门口，不让水浸进房里来。不少鱼随水到处跑，水退后，在篱笆间夹着不少鱼，水一退我们都忙着出动捡鱼。

有一次，我和黄宗亮扛一块门板去当船，但站上一个人，门板无法浮起。大人是不让我们去玩水的，因为解放前几年，那里淹死过一个小孩。如果大人碰到我们玩水，就要大喊大叫，如果不是马上回去就得小棍相见。我和几个伙伴也偷偷地去学了几回游水，但至今连“狗爬式”也不会游。

这个水塘对我们村的乡亲来说，是够有用的了：可以供妇女们洗衣服，虽然是死水一池，但雨后不太发臭，可以将睡床抬到那里去冲洗，杀死臭虫。那时候没有杀虫剂，睡床长了臭虫，就扛到水塘里用石块压到水下几天。水塘也可以承接村里流出来的污水。那里的水可肥了，当旱季来了，水枯了，乡亲们抓到很多各种肥鱼。我们也经常到那里去钓鱼，运气好，可以钓上塘虱、“大头军”或其他不知名的鱼。可是我们村不少人不吃那里长的鱼，我母亲更怕，她决不到那里去抓鱼，人家抓了送给她也不要，说是塘水里什么脏东西都有。

据说在满清时，这口水塘不属于我们村的，是我们村下面一个邻村——木棉村的。本来这口水塘就在我们村旁边，是全村人共用的。不知木棉村出了一个什么人，他从二华里外的另一个村子跑来要占这口水塘。我们村的乡亲不服气，跟他们告状。我们村以水塘为名告状，木棉村以水田为名告状，结果我们村败诉了，塘被判为他们所有。

“面前塘”上面就是面前山，据说在一百年前，这里还是出产木料的地方，我家祖屋的木料还是从那里砍来的。我在小的时候，那里的树木还是遮天蔽日，平时大人也不让小孩进去，那里实际上是我们村的坟地，也是大人拉大便的地方，到处都是坟墓，进去有一股阴森的感觉。

据说在一九四四年左右，有一个妇女在一株树上摘野果，摔下来摔死了。还有一些可怕的传说，说是有一个男青年，去永德村找对象，比较晚才回来。路过面前山时，有一位姑娘向他挑斗山歌，他马上应和。两个人你来我往，一直唱到鸡叫。那女的才唱：“兄在阳间侬在阴，阴阳路隔难会面，兄若有意欲会妹，夜夜对歌妹相伴。”这时，那位男青年才知道自己碰鬼了，不过还是恋着她，夜夜前往和她对歌，两人情投意合，愿结连理。死人难以复活，活人可以死去，后来这位男青年也病死了。据说这个坟是姑娘坟，尚未出嫁就死了。

在阴天和晚上我们不敢上面前山，大白天还是约几个伙伴溜进去玩。一九五五年，我和汉魁、李金、李顺还在那里开了一小片地，种上大豆、花生，还学合作社的样子，每个人割绿肥来上缴，后来被李金的姐姐发现了，赶到那里把我们骂了一顿，我们就不敢再去了。

一九五六年，在我读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村在村后盖起新的小学校，我们就搬到新校读书。原来的黄家祠堂后来变成合作社的打谷场，最后在分队时被拆了。一九五七年八月，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黄流区赖元村小学高小读书，结束了有趣的童年生活，走上了艰难的读书求进的道路。

我虽然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但因为父母亲要做工，两个妹妹小，我从小就学做家务。由于我的人生波折大，虽然是个大男人，而且当过多年的领导，但我从来不以为作家务丢人，自己上街买菜，自己煮饭炒菜。这是我从小就学做家务的缘故。我小时的家务主要是带妹妹和煮饭。

假期、星期天或每天中午放学后，我就要负责带二妹玩和摇三妹睡觉。三妹很精，她躺在摇篮里，要一直摇着她才睡觉，不摇她就醒了。我们家乡的摇篮是用藤编的椭圆形筐。用绳子挂在竹竿上，利用竹竿弹性上下摇动。有时我摇得手酸了，就改用脚来摇。如果被父母亲发现，那准得挨骂。说用脚来摇孩子不吉利。我这个三妹还有个习惯，摇的时候还得唱民歌，因为父母摇她的时候都唱民歌，她听惯了，不听民歌就不睡觉。我也学会了几首，其中一首叫做：“鹧鸪啼哭鹧鸪嫁，斑鸠穿裙当郎家，青蛙带钱去喝酒，碰到灰蛇走转头。”二妹天姬她又不睡中午觉，要我带她玩，两个人有矛盾，我没有办法，有时火起来就揍她一顿。

二妹小时候不穿衣服，被打后躺在地上滚来滚去，哭了很久，满脸满身都是泥灰。我可怜起来，就拉她起来用水冲干净，还哄她不要告诉父母。如果告诉了，准会挨父母的骂。二妹她在三岁时，得了一场大病，吃了很多药。那时是吃中药，要用筷子卡着牙齿往口里灌药汁，灌的时候哭得很厉害，有时候被药汁呛得叫不出声来，我觉得很可怜。后来病得连路也不会走路了，瘦得皮包骨，父母担心她活不成了。后来有人告诉一个偏方，说是用新稻谷炒来撞烂变成米糠，冲开水给她吃，吃了一段时间，果然可以走路了。她小的时候命很苦。

煮饭可是苦差使，那时煮饭，要煮稀饭，又要煮番薯汤，煮菜和煎咸鱼虾酱，还要煮猪食。煮番薯汤是件麻烦事，如果是番薯块，那就得削皮，削番薯皮把手弄得乌黑，又不容易洗干净。如果是番薯干，我又不知道要拿多少番薯干来下锅才合适。拿少了，怕不够吃，拿多了父母又责怪不知多少。有时拿多了，只好自己多吃一点，或者倒进猪食缸里。

那时是烧柴火的，晴天有干柴火还好办，如果是阴天柴火湿的时候，火怎么点都不能点着。要用“吹火筒”吹，浓烟把眼睛弄得红肿起来。

当然，还有其他家务，如收番薯时将番薯从藤上摘下来，收花生时摘花生。不过摘花生可以有花生吃，倒是不觉得辛苦。小孩子帮家长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既可以锻炼自己，对自己以后人生的自立是有裨益的。

我们村民国时归属昌感县（今东方县），解放初期划归崖县第五区，和邻村水内村、赖元村合为赖元乡，赖元村是乡政府所在地，完全小学就设在赖元村。我在家乡小学读完四年级后，就到赖元小学读五年级，赖元小学就是我的第二母校。右图是赖元小学原貌图。

我到赖元小学读书的时候，仅有11岁。因为我们村到赖元村有六华里，第一学期我就在一个亲戚家吃饭。这家也姓杨，儿子名叫家宾，他姐姐和我大姐认“同年姐妹”。我在他家吃饭，母亲每个月要送来三斗米和柴火，还要一点钱和买鱼干送来。星期六下午我就回家，星期天下午或星期一早上才返校。

到赖元小学读书的时候，我长得又瘦又小，估计体重仅有五十斤左右。赖元村那些半大的小孩，给我起个外号叫做“蚊子”，就是形容我瘦小的意思。每当我走过的时候，那些小家伙们就会拉长声音齐喊：“蚊—子！”当时，这间小学的校长是木棉村的黄宗尧校长，教导是黄流人，姓黎，长得高高瘦瘦，有点驼背，人却很和气，他教算术。语文教师是陈人昌老师。我们村和我一起读五年级的同学中，我和杨育琳的关系比较好，回村的时候我就和他住在他家的客厅里。

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全面，杨育琳的语文比较好。五年级第一学期期考，我的算术分，语文90多分；杨育琳的语文90多分，数学80多分。他很高兴，说：“真是一流成绩，一流成绩！”将我们两人的试卷放在客厅内的八仙桌上，用玻璃压着。后来不知那个小孩把玻璃连试卷弄摔在地上，他连连发火了几天。由于我的成绩很快脱颖而出，赖元村那些比较骄傲的学生对我另眼看待了，骂我的外号“蚊子”的人越来越少了。

中国历史上不能忘怀的一九五八年来了。人民公社成立，农村办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都给年纪幼小的我留下了很多不能忘怀的记忆。“洪流”公社成立那天，我们学校的师生，列队步行六公里到黄流镇参加成立大会。这个公社当时的辖区够大的了，包括九所、冲坡、乐罗、黄流、英海、佛罗等，就是乐东县现在汉区各乡镇。本来打算起名“黄流”，但上面的人说，“黄”不能象征革命，结果定名为“洪流”，取人民公社象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之意。

我们学校的队伍打的横额是“向共产主义迈进!”一副对联是“赛过杜甫与李白，开辟历史新纪元！”不知道是我们老师的别出心裁，还是从报纸上抄来的，那就不得而知了。“洪流”公社成立的会场就在黄流中学的旁边一块空地上，人多极了，对我来说，简直是人山人海，人们都打着纸糊的三角旗，旗上写着各种标语口号。散会后，旗子丢得满地都是，我们都去拾那些三角旗子来玩。

这一年，大力宣传破除迷信，原来在“黄家祠堂”前面有一个小公庙，里面安放着关公、曹操、雷公等的木雕相，关公和曹操这两尊相有三米多高，栩栩如生。后来这座小公庙被拆去建高炉，那些木雕流离失所。据说，那尊关公雕像被人夹在柴火中运到黄流圩当柴火卖了。

在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中，赖元小学也在鸭边塘附近筑了一个小高炉，主要是由老师带学生去拆旧坟墓的砖头，由老师砌成。因为没有铁矿砂，后来也没有点过火。我们村的高炉倒是点过一次火，这个高炉就建在新坡小学的南面，有农村人的一幢房子那么大，全是靠拆坟墓的砖砌成的。

高炉建好了，村里派几十部牛车前往二百多公里外的昌江石碌铁矿运矿石，要十天左右才能回来。同时收集旧铁器当原料。村门口原有两尊土炮，是以前全村人捐款购制的，主要是用于防盗，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也被当作废铁投进高炉。为了炼高炉，到处砍树伐木，面前山的树木被全部砍光，并开荒种上农作物。我们村的高炉点过一次火，烧出了一批铁渣，也未见上面来运走，一直丢在那里，后来又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

农村办起公共食堂，大家都过集体生活。开始几天，我也到赖元村的公共食堂吃饭，但因为没有熟人，菜的供应和碗筷都不方便，干脆走路回我们村吃饭，晚上也不住在学校了。一天来回跑两趟，就是二十多华里。

公共食堂一日三餐干饭，有病经卫生所批准才准吃稀饭，这就苦了那些一辈子都吃稀饭的老人。当时我们村有七、八百口人，在陈人普家老屋那里办公共食堂，搭起一溜草房，开饭的时候可热闹了。当时的人们确实有点疯狂了，说什么一日三餐干饭，四两猪肉，三斤水果。有些老人发愁了：吃又吃不完，要卖又没人买。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大家都吃干饭，不干活，种在地里的番薯也不去收了，餐餐吃干饭谁还想吃番薯呢！

我们村的粮食库存稍微多一点，赖元村就来调运粮食。对这件事，不少成年人看出形势不妙，劝大队干部不要让外人调运粮食。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是曾成英，他在我们村执政比较久，是一个原则性比较强的干部，属于“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党员。他当了十多年干部，还是不改老农本色，穿唐装衣服，每当做报告的时候喜欢提裤子。他在会上提着裤子说：“怕什么？上级说了，要坚持公共食堂，吃完了去乐东县城拉粮食。”干部都说了，大家还有什么顾虑呢!大家吃饱饭，就赋诗唱民歌，唱什么“一日吃三斤水果，伯爹皮的也好大”（伯爹皮是指难长大的人）。

一个月后，粮食的库存少了，就改为煮番薯干饭、南瓜干饭，慢慢就改成稀饭、菜稀饭。为了维持公共食堂，派民兵到各家各户去抄家找粮食。我父亲是有先见之明的，他预先把原在家里的存粮，分散藏到家里各个角落，我还看到他将一些谷子，用坛子、罐头盒子装起来，放进屋顶的插檐里，但是后来也基本上被抄去了。

有一次，我因感冒躺在客厅里，民兵们进来抄家，连我放书的一个纸箱也要打开来看。我火了，把他们骂了一顿。我母亲当时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父母为人在村里有点面子，他们挨骂了也不追究。那时的干部作风比较粗暴，动不动就骂人打人，如果把你抓到大队部去，那就不得了。我们村有几个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打人比较利害，至今还有很多人恨他们。

乐东县长茅水库是一九五八年动工兴建的，是个大水库，蓄水有一亿多方。为了筑好水库大坝，各村都得派民工去，青壮年不够，老年的也去。由于挑土时间长，很辛苦，有些人不想干，就要捆起来送去。我父亲那时四十七岁了，患有胃痛、慢性支气管炎和腰腿痛，也上了一期民工。他到工地后，写信托人带回来，说他在那里很好，要积极参加水利建设，为子孙后代造福。我母亲知道他身体的底子，每当有人从工地回来，都跑去问，担心他身体垮了，连命都捡不回来。

过了半个月左右，父亲就逃回来了，他和另外两个人是翻山越岭走小路回来的。那时为了防止民工逃走，各路口有民兵设卡。水利工地的逃兵，是要派人抓了再送去的，我们的邻居大利哥，逃回来后，不敢住在家里。村外有一株大树，被人从半截砍去，周围长出不少小树枝，刚好形成一个可以躲藏的地方，他就躲在那株树上过了半个月。我父亲必竟有点面子，加上身体确实不大好，倒是没有人来抓他。

建设长茅水库，不少民工确实艰苦，但水库建起来后，有一亿立方水，可以发电和灌溉。现在乐东县能成为粮产区，主要就是靠长茅水库。

一九五九年春节过后，大饥饿开始了。村子里很多人患了水肿病，我父亲是村里第一批水肿病人之一。公共食堂散伙后，我家里没有多少存粮了，番薯干也没有。当时我家的院子里种有几株木瓜，父母亲为了把稀饭让给我和妹妹吃，要我多煮木瓜汤。他们两人就吃木瓜，母亲体质稍微好一点，没有水肿，父亲身体不好，很快脸部和腿肿了起来。

当时有个笑话，一个小孩问另一个小孩：“什么最大？”这个小孩答：“水肿最大。”一个人浮肿了，当然比原来肿大多了。

上级为了挽救水肿病人的生命，拨下一批黄豆，大队部设立了一个水肿病人医疗所，就是设在现在的吉承洪家那个地方。大队抓了一些队里养的牛羊来杀，熬黄豆给病人吃，水肿病人一般住进去几天就可以好了。我父亲是第一批住进去的，医疗所分给他的东西，他只吃了一些，多数都带回家给我和妹妹吃。

由于饥饿，我们也很馋，每当吃饭的时候，总是等着父亲带回牛肉或羊肉来。我母亲历来是不吃牛羊肉的，也不吃狐狸肉，她怕那股膻味。在一九五九年那个大饥饿的年头，很多人都敢吃了，就是她仍然不敢吃。我父亲体质那么差，能够熬过一九五九年的浩劫，实在不可想象。

我的伙伴李金的父亲，长得很高大，后来患水肿，因为他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无福进水肿医疗所。他在“黄土窑”那个地方种了一小块西瓜，干脆不回家，自己带着个陶罐住在野外，抓点小鱼虾煮西瓜汤。他逝世后，我到他的西瓜地去转悠，还看到他那个罐里有两条“大头军”鱼和几块西瓜皮。

为了让人民渡过饥饿的一九五九年，国家从各地开仓济民，给村民每人每天发六两大米，但发到群众手里就少一点，发米的人（干部、会计、保管员）及他们的亲戚多少都沾多了一点。当时的会计、保管员是村里最露面的人，大家都敬着他们，他们及家人当然没有水肿病。村子里能够吃的东西都拿来吃了，什么木瓜杆，香蕉杆及各种野菜。

不知谁发明的，最后吃一种我们那里的人叫“胶丁”的葵科植物。砍下它的干，切成一片片，晒干后捣去其中的纤维物，就有一些类似米粉的东西，有点像番薯粉，搞糊喝或者做成汤丸状均可。这种东西有苦、甜植株之分，砍下来要先尝一尝，苦植株就丢掉，否则就会白费功夫。本地的砍完了，就要到一百多公里外的长茅一带山区去砍。

我父亲水肿病好不久，也赶起耕牛“花公”拖着那部破车，和几位兄弟一起上山去砍，过四天才回来。父亲砍来的“胶丁”树干，有一半是苦的。砍回来后，母亲连夜切成片，拿去晒。捣料取粉的活，主要是母亲。我母亲瘦得皮包骨，每天晚上都要捣“胶丁”粉。她每捣一次，嘴巴就一张一合，脸部那个小肉瘤就振动一次。不知道是因为她的习惯，还是因为用力而造成上气不接下气，要张口加大呼吸量，就不得而知了。每当想起“胶丁”时，母亲那嘴巴一张一合的样子就浮上我的脑海。右边就是我母亲的遗照，她生于年，卒于年，享年74岁。

在旧社会，人们常说：“饿成军，饥成贼”。一九五九年因为饥饿，偷东西的人可多了。偷生产队的牛羊，偷野外的稻子，偷别人养的鸡、小猪。据说有一个人很会偷小猪，在野外蹲着装作要大便，小猪来到身边就一手从脖子抓着，连叫都不叫一声。有些妇道人家也偷牛。我父母亲从来不偷人家的东西，大饥饿真正考验他们的人格：“饿死不做贼”。

幸好那一年，我们那里附近的渔村——英海捕到的小鱼小虾比较多，老人说是老天可怜饥民，放下来救民的。据老人说，每当饥饿的年头，海产就比较多，不知道有没有科学道理，就不知道了。我们家一贫如洗，既无钱又无物可以去换鱼虾，主要靠母亲的那两只瘦手和瘦腿。我们那里有一种叫“岗稔”的小灌木，籽熟了可以吃，它的根皮浸出的红紫色的浆，可做渔网和渔民穿的衣服的染料，据说可以耐盐碱。

我有今天，我家有今天，一是靠母亲的吃苦耐劳，也应该感谢这种救命的植物——“岗稔”，如果要制定我家的徽章，就是一株露出根的“岗稔”。母亲白天去挖“岗稔”根，晚上回来把它砍成五寸长，然后用麻皮扎成直径十公分大的一捆，第二天早上公鸡叫时就起床，挑到英海去换鱼虾或卖钱。据母亲说，一捆可以卖一角钱，运气好的时候可能卖到二角钱。

母亲到海边换鱼虾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大的期待的时候。换回一些鱼虾后，可以改善一下，同时也有一粒土制的糖果。母亲不管多么困难，也会花五分钱买两个土制糖果，一个是我的，另一个两个妹妹平分。

我们家五口人能平安度过一九五九年的浩劫，还有一条门路，是我父亲种的红烟叶。他一生抽烟，烟叶主要是靠自己种。父亲种烟有一套绝活，我从小跟他一起种，也多少懂得一点。他将烟叶晒干后，将最大那条叶脉撕掉，将烟叶扎实，用利刃切成烟丝。这种自己加工烟丝的手艺，我也懂。

那一年，父亲刚好收有十来斤红烟叶。因为粮食紧张，什么都缺，烟叶也卖到三十元一斤。我们村没有人买，父亲就带我到金鸡岭下的新民村堂姑家，他们那里境况稍微好一点，有烟鬼买烟。我们父子到那里，起码也可以捞一餐稀饭吃。

堂姑姑有两个女儿，丈夫和大老婆在一起生活，她自己带两个孩子，平时生活比较节俭，我家有时也得到她的一点接济。父亲叫我将一斤红烟叶分成十份，每份卖三元，他就让我留在那里卖烟和收钱，当然也可以在那里吃几餐纯稀饭。

在那饥饿的几个月内，我和二妹每天去“喉旺园”采集一种叫做“鸡舌莱”的野菜，这种菜叶子厚，纤维素不太多，虽然有点微苦，但还是比较容易下咽。我们两兄妹带个筐子，一路没精打彩地走去，挖到多半箩筐以后，又两兄妹轮流提着，有气无力地走回来。回到家，我要躺一会，才爬起来将野菜去根洗净，放进锅里去煮。煮开后抓一把虾酱放进去，三兄妹一人扒一碗，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二妹脸黄肌瘦，嚼野菜时，脸部两边鼓起一道扛，我估计我也会是这样，不过看不到自己罢了。

由于饥饿的时间比较长，水肿病人不断增加，大队的水肿医疗所也停办了。情况是那么严峻。只要是能找来吃的东西，大家都像潮水一样去找。水内村在我们村东边有一块地，叫做“干塘仔”，他们种了一片西瓜，由于无法管好而不管了。在半个月内，我们村的妇女和小孩，一早就成群结队去找过一天长起来的小西瓜。

我和母亲也是这群人中的两个，母亲手里挎着一个筐子，我傍在母亲身边，在晨曦中努力辨认还没手指那么大的毛茸茸的小西瓜。如果找到一个，那时的心情无异于将军攻下一座大城。每当找到一个，我就叫一次母亲，并把它举到母亲的眼前，让母亲看，然后才放进母亲挎着的筐子里。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也正是我小学六年级毕业的时候。由于饥饿，原来在赖元小学读书的本村人，由二十多人减到剩下三个人：我、吉承贤和邢福圣。我和吉承贤两人的家靠近，因此两人经常一起上学。早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吃，就饿着肚子匆匆忙忙步行六华里到学校上课，有时饿得没有办法，就沿着小路一边走一边摘一种叫做“勾莫籽”的小野果，连籽和嫩叶一起放在口里咀嚼，有一股甜的味道。

吉承贤有一套捉“沙马”（皱皮蜥蜴）的本领，他一边上学，一边找“沙马”洞，发现后就将牛尾巴做的套安上；放学回来时就沿路看有无套到，常常有收获。在饥饿的情况下，“沙马”是一种动物蛋白的重要来源。

中午十一点多钟，我们才顶着烈日赶回家，书本还没有放下就快要昏倒了，赶快吃家人留在盆里的稀饭，稀饭不够还得外加一点“胶丁”粉糊。为了赶上下午上课，喝下那些父母特意留下的稀饭，又得赶路。有时实在走不动了，下午只能不去。说老实话，在那种情况下，作为我自己，是一种喜欢读书的精神支撑着，多么艰难都得坚持下去。

七月初小学毕业了，我们要去黄流参加升学考试。学校负责安排吃住，规定每人交一升大米（一斤半）集中开饭。我回家告诉父母，母亲说家中实在拿不出，她叫我去找大队曾书记想办法。我按照母亲的指点，硬着头皮去找曾书记。我说：“喜应伯（他的大女儿的名字，当地习惯，大人不称名，冠以小孩名），我要去黄流考初中，家里没有米，请大队批准给我一升米。”不知道实在没有米，还是因为我不称他书记，他习惯地提了提裤子说：“我哪来米，要命有要米没有。”听到这里，我眼泪就快要流下来了，马上转头跑回家哭了。还是母亲不知道怎么弄来了一升大米，让我带去交给学校。第二天前往黄流高小考试一天，下午回到家里，结束了人生的一段旅程。（一九九二年十月）